白居易,字乐天,是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,与元稹、刘禹锡等共同发起“新乐府运动”,提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即主张诗歌创作应当以“情”为根本,以现实生活为题材,以比兴美刺为传统,重视诗歌的显示内容和社会作用。
当然,新乐府运动只是白居易希望改良社会、兴利除弊的文化工具而已,因为年轻有为的白居易是把整个青春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辅佐唐宪宗,期冀唐代中兴的实现。
据《旧唐书·白居易传》记载,白居易系出名门,是北齐五兵尚书白建之仍孙,但从他爷爷白锽起开始敦崇儒业,到了白居易这一代,已经是名动一方的书香门第。白居易不仅博学多才,而且精于诗文,被召入翰林学士。很快,他又被唐宪宗钦点为左拾遗。
白居易对于左拾遗的岗位有深刻的认知。他在一次给皇帝的奏疏中分析说,左拾遗是一个责任重大的岗位,上要讽谏皇帝,对皇帝的过失要及时提醒,下要监督百官,凡百官有不合道义、不合时宜的事情,立即向皇帝报告,但这个岗位的官秩却极其卑微,收入十分微薄。为什么会这样?他分析说,身居高位的人爱惜自己的高位,就会谨言慎行,财富充裕的人明哲保身,就会凡事隐忍。只有身份卑微的人才会仗义执言而无所畏惧。
任左拾遗期间,他果然多次直言上谏,直刺弊政,得罪了许多人,唐宪宗也对他屡感不爽。唐宪宗有一次对人说,“白居易小子”是我把他提拔到这样一个显著的位置,他却多次对我无礼,实在叫人难以忍受。但唐宪宗为了不阻塞言路,最终还是包容了他。
后来,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,他上书主张严惩凶手。但此时他已经不是左拾遗,没有了言官的职责。因为他的秉公耿直得罪了不少人,所以当即有人批评他越职言事,继而有人捏造诽谤出许多罪名,被贬为江州司马。在任职江州司马期间,他创作了《琵琶行》,诗中的琵琶女与他同病相怜,不禁叫他潸然泪下。
之后的白居易宦海沉浮,见惯了人情冷暖,他转而过上了放意文酒、闲云野鹤的生活。
他曾经仿照陶渊明的饮酒诗,创作过一组《效陶潜体诗》。其中有一句:“醒者多苦志,醉者多欢情。欢情信独善,苦志意何成?”在醉与醒之间,他无意间显露了他的两面人生。因为白居易尽管后半生坎坷飘零,但他并不完全在意,而是有自己一套善于自我调节的精神体系,能够使他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
所以,白居易的酒诗又有他独特的一面。他自称“醉吟先生”,与刘伶、陶渊明一样嗜酒如命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在《醉吟先生传》中描述了这样一个自画像:他在独自吟诵《咏怀诗》之后,“吟罢自晒,揭瓮拨醅,又饮数杯,兀然而醉,既而醉复醒,醒复吟,吟复饮,饮复醉,醉吟相仍若循环然。由是得以梦身世,云富贵,幕席天地,瞬息百年,陶陶然,昏昏然,不知老之将至,古所谓得全于酒者,故自号为醉吟先生。”一副沉湎于酒中的样子。他甚至在《效陶潜体诗》中说:“愿君且因酒,勿思身后名!”境界比李白的“惟有饮者留其名”还要狂放。
白居易的酒诗多以“醉”为名,认为饮酒可以让人对世事释怀,使人忘却烦恼。这个“醉”,不是不能自拔的沉醉,而是饮酒个人带来的快乐,是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的闲适。
《劝酒诗》正是白居易诗酒世界的一个完整表现。
诗歌开篇劝人饮下三盏,形象描述了对方由推辞、到动摇、再到饮酒的情状。三杯通大道,一斗合自然。他既而劝道,人一天天变老,但人在醉酒的时候是比清醒的时候要快乐的。
为什么会如此?他说“天地迢迢日长久,白兔赤乌相趋走”,人在天地之间,匆忙一生,只有停下来喝上三盏酒,忽然会发现“身后堆金到北斗,不如生前一樽酒”。尘世间的欲望只会让人陷入沉重的生活,而饮酒却可以让人超脱时间和空间的羁绊,享受片刻的超凡脱俗。
在诗尾,他巧妙借用了陶渊明沽酒买醉的典故,把人生苦短、功名空虚、及时行乐的情愫在此刻戛然点题,意境瞬间有了高古之趣。
在诗中,白居易描写了一个脱离世事的醉酒世界,但同时也隐含了入世者的内心。因此诗歌的意味就在这出世和入世之间,讲出了中国文人士大夫普遍存在的精神世界。
表面上看,出世和入世是中国文人对立存在的精神面貌,但实际上二者又是统一的,甚至是和谐存在的,那就“内圣外王”。“内圣”,是指个人的修养和精神世界一定要足够强大,才能抵御外界的挫折、诱惑,以及异化。“外王”,是指个人对社会的影响,一定要有益于社会、或者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。
因为有了“内圣”,白居易在身居左拾遗之时,能够刚正不阿;在宦海沉浮时能够不以为然,谈酒论经;在晚年大隐洛阳,诗酒自适。多面的诗酒生活,构成了白居易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。
“外王”则是白居易坚若磐石的行为准则,左拾遗时能够秉公直谏;杭州刺史时疏浚枯井和西湖,离任时还留下一笔俸银作为官库的一笔基金用于治理湖水;在任苏州刺史时能够开凿山塘河,疏浚水陆交通。
而饮酒赋诗,才是白居易在平衡出世与入世之间最好的媒介。白居易另有一首诗作《劝酒寄元九》,恰恰可以与此诗相呼应。